重罰無效! 反酒駕需借助社會力

花蓮吉安派出所副所長藍周信執行巡邏勤務時遭小客車撞死,又是 一起酒駕奪命事故。去年5月底因柯文哲台大醫院急診室得力助手曾御慈醫師遭酒駕奪命,立法院在輿論強大壓力下迅速修法大幅加重刑 責,警察機關也加大執法力度。但修法至今將近1年,顯示酒駕重罰政策並無效果,酒駕案件反而從每月730餘件增至超過840件,酒駕殺 人案件仍然充斥新聞時段與版面,酒駕罰愈重,案件愈多。


修法至今將近1年,顯示酒駕重罰政策並無效果,酒駕案件反而從每月730餘件增至超過840件,酒駕罰愈重,案件愈多。

修法後的酒駕處罰不可謂不嚴,刑度、罰款、吊照等罰則應該會讓 酒駕行為人有「痛感」,照理說應該可以收到足夠的嚇阻作用。但顯 然嚴刑峻法仍不足以改變台灣的喝酒文化及民眾的酒後慣性行為。每 當重大酒駕意外事件發生,民眾就要求加重罰則,認為移植美國重罰政策可以奏效。

司法與警政單位也相信重罰可以遏止酒駕,多次降低 酒測值認定標準,也試圖推動「連坐法」,酒駕案件同車乘客將一併 受罰。一旦實施,很可能造成酒醉者堅持開車、酒友勸阻無力,卻為 避免受連坐處分而放縱酒醉者茫茫然上道,肇事風險更大。這種直線 式與慣性的簡單思維非常危險。

警政單位也曾提出另一種直覺式的想法,就是處罰酒店,若對顧客 飲酒毫無節制,持續供應酒醉者酒精飲料,要處罰店家,這顯然有法 律競合的問題,也違反商家憲法賦予的生存權保障,商家並不負禁止 酒客過量飲酒義務;不要說修法很難通過,連草案設想離成案都有很 大的距離。

提供酒客代駕服務應該是可行的對策,近年代駕服務業有成長的趨 勢,但制度規畫完備程度遠不及同樣有拚酒文化的韓國,成效也不及 韓國。代駕服務業要能夠吸引酒客樂意放棄駕車,上位源頭當然是重 罰酒駕,但飲酒從醺醺然到喪失行為能力界線很模糊,要讓代駕服務 能降低酒客駕車意願,代駕司機必須能在極短時間內抵達酒客泊車地 點,收費也不能太高,至少不能比出租車高出太多。

台灣的代駕服務能夠有效禁絕酒駕事故悲劇的的發生嗎?恐怕很難 !這與漢人與台灣原民的拚酒文化有關。台灣人拚酒有根深蒂固的豪 邁、阿莎力、交心等文化因素在內,很容易喝到失去行為判斷能力, 一旦失去判斷能力,處罰再重,代駕服務再方便也是枉然。

凡涉及文化、民俗底蘊的習慣,要去「移風易俗」,就得形塑出新 的文化元素替代或壓制舊的文化元素。譬如酒駕,必須社會對酒駕形 成「群體制約」力量,未必是厭惡飲酒,但對酒後駕車要形成強烈的 社會集體厭惡,形成共同的鄙夷、譴責氛圍,要嚴重到逼使酒駕者必 須花很大的代價去化解社會敵視,如此才能形成每一個角落都在譴責 酒駕行為的社會氣氛,才能替代拚酒文化,有效減少酒駕案件。

發起並形成「群體制約」,必須要靠社會運動,這在台灣,前有「 拒絕二手菸」的成功經驗可以援引。比較拒絕二手菸與拒絕酒駕運動 的難度,顯然前者要難一些;當年部隊裡官士兵每人每月配菸10包, 抽菸從入伍服役起就被認可、鼓勵;但部隊或任一行業並無配酒制度 ;何況眼前要推動的不是拒絕飲酒文化,只是唾棄酒後駕車,難度應 該較低。

1980年代董氏基金會發起拒絕二手菸運動,應可借鏡為新一波拒絕 酒駕、形成「群體制約」社會氛圍的寶貴經驗。董氏基金會初期只是 呼籲癮君子吞雲吐霧時,注意到其他人有「嫌菸權」;想捻根菸快樂 似神仙時,請注意他人不同意的目光。拒菸運動成功很快形成社會氛 圍,之後配合《菸害防制法》制訂,成功地讓拒絕二手菸達陣。

相較酒駕行為傷害無辜第三者及其家庭的嚴重程度,我們呼籲,必 須發起新一波社會運動,讓酒駕者明顯感受到社會強烈鄙夷,才能讓 酒駕行為被社會徹底逐出。

好友人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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